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保证作为代理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