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传播学视角观照

文学的受众成分原来就复杂多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 他们有多种选择机会，有着不同的接触媒介的阅读动机。随着受众对文学的辐射影响，作为文学的消费一方，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生产，对文学活动起着某种调节作用。现在读者由于职业、年龄、性别、经历、情趣、文化背景等不同，阅读的动机和口味也是复杂多样的。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很难再把读者统一在一种精神维度中，得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来肯定读者不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的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所谓专业的、非专业的；有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有职业的、业余的；有名人、普通人等等。文学作者队伍这支混合大军的聚集，与几百家出版社、上千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更多的报纸、期刊所组成的媒介网络不无关系。它们提供了载体，正等待着这些作者们去填空。他们的写作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生产出的产品，也是花色品种齐全，有高雅的，有通俗的，有庄重的，有轻松的等等。有这批文坛耕耘者的努力，文学开发其适销对路的产品，挖掘潜在市场的能力是以前体制所未具备的。

3. 娱乐性原本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娱乐消闲功能更成为文学生产的一种主导力量。随着世俗社会欲望的张扬，满足于声色需求、感官刺激的流行音乐、歌曲、卡拉OK歌舞、电影、电视、休闲杂志等泛滥于大众文化市场，其强劲的态势，逼迫文学降低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品位，与大众文化相适应才能有自己的位置。这类文学正如人们评价当年鸳鸯蝴蝶派一样，“文艺的目的是供茶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趣味与娱乐是第一位的，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和笑噱。他们这一派所惯用的题材大致为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等”。(4)当然这种娱乐消闲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又有所发展，有所谓的反腐败小说、女性作家系列小说、粉领小说、另类文学等等，媒介在这种娱乐消闲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展开竞争，纷纷以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为能事，其中难免对读者进行煽情，既然是大众口味，媒介也就顾不了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了。媒介的商业化和大众的世俗化结合起来为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推波助澜。

从文本内容风格的自由挥洒到感知的放任，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被放大强化，呈现出一种欲望飞扬的场景。 它们对意识形态官僚、知识分子名人、经典语言规范等进行着肆意的颠覆和嘲讽，其中蕴含着要突破原有的秩序的结构力量。而力量的爆发，就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谓的民间狂欢仪式。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研究，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的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所在。”(5)巴赫金狂欢理论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意识，论述了人性解放过程的美学趣味。今天的狂欢仪式不需要像古典时期那样到人群集中的广场上去进行，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参与性，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使大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这里媒介对文学娱乐性的影响呈现出多面性来。

4. 当代文学出现作家们自愿从宏伟的叙事中退却，流放到下层社会和世俗中去，以便更加真切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文学倾向。也就是“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表现，展示描写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表达了对平民阶层现实生活的同情和批判，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风格既迎合了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文学与民众的距离”。(6)

平民阶层在我国伴随着体制改革，传统的身份、职业分化重组正逐步呈现出来，就人数而言他们是为数最多的群体，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和价值判断能力，但经济状况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平民阶层不仅是社会的大众，也是文学的大众。一批有意识地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传达形式，表达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抒发大众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苍天在上》、《天下财富》等等，这些具有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的新形势。

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媒介为平民阶层赢得了话语的地位和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媒介与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有着直接的、广泛的、水乳交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大众传播媒介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大众的关注，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平民大众倒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上帝”。没有受众群体的存在，也就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价值。它们之间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媒介的舆论阵地性质自然要有平民的声音，体现出平民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从而打破由权贵和精英长期占据的话语权利地位，形成为平民说话、让平民说话、听平民议论这样一种传播氛围。其实说到底，对文学和文学家而言，人文关怀本来就应是其特有的立场。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特点和活动规律影响平民化文学创作特点。大众传播媒介要求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联系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里主要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性，而平民化文学的创作也具有浓厚的新闻化色彩，这突出反映在以新闻报道为文学素材，以新闻客观性、真实性为写作规范的“新写实文学”上。在新闻报道风格的影响和借鉴的作用下，有评论者认为一些平民意识的小说“叙事如同报告、语言如同诉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彻头彻尾的事件记述和观感描写，使它的纪实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它是小说，那一定是纪实小说，而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社会特写更为准确”。(7)如此评论既说明了这类小说的特点，也指出了它们的审美艺术与创新存在一定的局限。

三

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正所谓信息时代一网打尽。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今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算是真正有了着落。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自身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中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问题的核心是媒介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

从内在的文化企业性质看，媒介服从于商业利益，迎合大众一般口味，这使得文学从对“灵”的追求与关注转移到对“物”的追求与关注。如果说“著书也为稻梁谋”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以金钱为轴心，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确实也是在文学与经济接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文学为钱而来，而不再为了精神、心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品格、水准的下降。如对宣扬暴力、色情、迷信和伪新潮时尚（有的不过是西方二三十年前的洋垃圾）等低俗作品，照样有媒介兴风作浪，对其进行美化吹捧，究其原因自是“利”在当中。

从外在传播活动的表现看，媒体对当今文坛过度炒作，不仅制造出一大堆文学泡沫，也给文坛带来哗众取宠和浮躁的风气。一些严肃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遭受冷落，而人为地炒作成为热点而备受关注。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过多地制造和关注文坛热点，而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成了点缀。大众传媒的厚此薄彼的功利性急吼吼地想把文学变成娱乐场所，把作家、评论家们纳入娱乐圈，像影视明星一样好进行商业炒作，消解了文学的深刻性。这种试图以媒介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于文学有害而无益，而商业效益的渴求和快速成名的欲望是其下面的“力比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种关系在重新调整，其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碰撞和摩擦。市场经济对我们还是全新的东西，规则的不完善、经验的缺乏等都会引发各种新的矛盾。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情形也是如此，要达到和谐、健康有序的局面，需要从政府、社会到机构、个人，从传播界到文学界多方努力。在大众传播媒介给文学带来躁动、不安、惊喜之后，两者之间在完成了磨合期的彼此适应后，相信双方联手定能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学精品。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1984年 第3页

(2)宋遂良《漂流的文学》 《当代作家评论》 1992年第6期

(3)［美］马尔库塞著 刘继译 《单向度的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第68页

(4)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第5页

(5)巴赫金著 王春元 钱中文主编 白春仁 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 1988年 第190页

(6)隋岩《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的特质》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9年第4期

(7)白烨《九七小说风尚：写实》 《小说选刊》 1998年第1期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