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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以前，我国灾害报道呈现这些特征是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首先，是时代的特点决定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全国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纲”进行的，新闻媒体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体现出战斗的特色。于是，灾害报道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审视事物，强调新闻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这已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一大原则。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总是遵循这一原则的。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新华通讯社中南总分社当时对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的报道工作制定了几项原则：“一、报道灾害，不要盖过生产。二、着重报道积极同灾害斗争，战胜灾害，夺取丰收。三、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很快可以恢复生产的地区。四、不作全面综合报道，不讲具体灾情。”(3)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又根据中央和总社的指示精神，制定出了报道思想：“动员千百万人民起来战胜灾害，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斗争任务，对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主动事实的报道，就是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新华社原中南总分社制定的这些指导他们报道长江水灾情况的原则和报道思想，是有典型意义的。它深刻体现出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我国80年代初以前对灾害报道原则的实质内容。
其次，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形成了“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我们的新闻报道，多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的，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对待灾害上都是站在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何领导人民抗灾救灾夺取胜利。 作为党政部门和领导，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正确的。而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新闻单位和记者，也十分自然地与党和政府保持着同一视角。于是乎，久而久之，新闻界就形成了一个观念：“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同时，这个阶段的新闻界还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不能报道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绝望；认为反映“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控制大自然，这样说法会引起人民的一种错觉”，“引起群众恐慌”。(5)实际上，大自然今天人们还无法完全控制，“人定胜天”只是一种理想和追求。
其三，“文革”期间的灾害报道出现那种偏激和模式化，出现假大空，主要是由于“四人帮”一伙愚弄百姓、颠倒黑白造成的。他们为了夺权的需要，抛弃新闻规律，歪曲事实真相，宣扬唯心主义哲学。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前阶段相比较，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最明显的变化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至于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却是一种总体力量逐步推移的过程，不可归结为一事一文。如若硬要寻求标志物的话，我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1年7月14日播发的消息《四川暴雨成灾》和《南方日报》1983年6月13日刊发的消息《今天凌晨广州市降特大暴雨》可以算上。尤其是后者，已完全摆脱了前阶段灾害报道的模式和观念。总结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可以看出，它呈现出与前阶段完全不同的一些特点：
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2000年7月7日晚，广西柳州市一辆公共汽车冲出市区壶东大桥坠入柳
江，《北京日报》（2000.7.9）对此作了报道：《公汽坠入柳江（主）40人死亡（副）》。这则消息详细报道了这起车祸发生过程、发生原因和造成结果，直陈其事，毫不回避，并将事件和死亡人数纳入标题。今天看来，这是一篇极平常的灾害报道，但在80年代初以前我国的报刊上，是绝对看不到这类报道的。 它与前阶段报道最大区别在于：强调新闻的信息价值，淡化新闻的教化意义，纯报道灾情，丝毫不涉及抗灾救灾等等情况（抗灾救灾不是不报道，而是另作报道）。
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注重新闻的时宜性，对待灾情往往等定性之后作统一口径的报道。而80年代初以后，记者追求新闻时新性，一见灾情就发新闻。获1998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消息《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30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当即就用手机向报社编辑部报发了一条简讯：“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接着，记者每半小时向报社编辑部报发一条简讯，一共发了8条。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将8条简讯原封不动刊发，放上一个标题。像这么快速地报道重大灾害，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好像还没有，致使一些人还一时不能接受。据记者介绍，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报社就接到有关领导的电话，严厉批评他们违反了“新闻纪律”，报社领导还为此写了检讨报告。直到第三天（8月9日）国务院总理朱基亲临九江视察，讲了：“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后，局面才得以改观。(6)
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新闻。
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对灾害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前阶段的灾害报道，在关于人征服大自然的能力上，总是持盲目的、乐观的态度，“人定胜天”是当时报纸、电台上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诚然，在局部、在短期来看可能是胜了天，如“围湖造田，叫河水让路”，但从长久来看，人的这些举动是失败的。前一阶段灾害报道只有热情，没有科学性。后阶段的灾害报道就情形大变，人们在对灾情进行了详细报道之后，还常常对灾害作冷静的思考，作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深挖灾害造成的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2000年4月10日《经济日报》在二版刊发了灾害报道《风沙肆虐华北西北》的同时，同版还刊发了3篇相关稿件，一篇是资料《西北和北方沙漠及沙地》，一篇是综合报道《一年沙化一个中等县 风沙危害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还有一篇是新闻短评《沙暴“吹”人警醒》。这一组稿件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沙暴进行了全面的反映和诠释。人们看了这组灾害报道之后，在获得了信息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日益张狂的风沙进行思考。
我国灾害报道在80年代以来发生这种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些原因的渊源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上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新闻界逐渐走出“左”的巢臼，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人们对于灾害报道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摒弃了“只有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片面观点，确立了“灾害也是新闻”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改变，使灾害报道从“人本位”移向了“事本位”。报道不再是就“人”来说“事”，而是就“事”来说“人”，就事件的发展来安排报道的内容；报道的价值也不再是停留在强调意义的教化层面，而进入了追求价值的信息层面。这是一次返朴归真的飞跃。同时后阶段的灾害报道还表现出不只是一味地对“人”唱赞歌，而更多的是站在“事”的角度来对“人”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批判。
由“人本位”向“事本位”的转变，使我国灾害报道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过去认为，过多过细地报道灾情，“会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7)会给社会主义国家抹黑。这是一种误解。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灾害报道实情实报，取得了十分理想的社会效果。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水灾。对此，我国的新闻媒体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哪里溃了堤，哪里倒了房，哪里死了多少人，都如实报道，并对这次天灾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分析，得出了“天灾乃是人祸”的结论：上游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 中游围湖造田，使江水无处囤积；下游河道不畅，致使洪水顶托。由此，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引发了一场全流域乃至全国的“保护环境”活动。这种社会效果是前阶段灾害报道无法达到的。
我国的灾害报道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目前的发展态势就整体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不良现象值得注意。这主要是两点：一是灾害发生地的领导机关对此过于谨慎，甚至有些遮遮掩掩，使报道不能按应有的规律进行。如1999年11月烟台“大舜号”海轮沉没，270多人死亡。多家媒体虽然对此作了报道，但份量和重视程度显然不够，有专家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关涉200多人性命的新闻，低调处理，潜在社会传播效果极坏”。(8)另一不良现象是一些晚报、都市报等非党报性质的报刊对灾害报道过于热衷。这些报纸为了寻求卖点，不惜版面大量刊载灾害报道。这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这些报纸千方百计搜罗全国全世界的天灾人祸，满纸风暴水灾、机毁人亡，让人感觉世界末日似乎来临。另一种是，对灾害报道，尤其是人祸报道深入详细，连篇累牍，并配以大标题，大照片，悲惨惨、血淋淋，以刺激读者。 应该说，对灾害报道遮遮掩掩和过于热衷的两极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这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也不利于我国灾害报道的健康发展。正确的态度应是：不缩小，也不夸大；不遮掩，也不渲染；客观地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受众。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