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与美国霸权

当我们完整的考察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后，就能够得出结论：每一次面临重大的危机事件之后，都使得美国的扩张反弹更进一步，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在力量扩张方面衰退和收缩的国家。美国不会放弃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战略。这是美国的全球利益决定的。
9、11事件后，美国乘势将反恐纳入其全球霸权战略，借机推行其单机世界的阴谋。如果将传统军事干涉与人权相结合的“新干涉主义”是冷战结束后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那么不妨说涂上了反恐色彩的传统军事干涉和入侵为特征的“反恐主义”正成为美国21世纪推行全球战略的又一新工具
“反恐主义”初见成效
首先，通过反恐加强了美国的道义领袖地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个人或团体在战争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国际暴力行为。它是当代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是国际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本质而论，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两者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恐怖主义危害深重，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9、11事件后，面对新一轮的恐怖袭击浪潮，休戚与共的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对美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慰问和声援，纷纷谴责恐怖活动，声讨恐怖主义肆意戕害人类的罪行，支持美国人民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活动，表示要加强反恐合作，为捍卫国家和国际间安全与稳定的环境和秩序而共同努力。
9、11事件的发生的确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美国充分利用其作为受害者得道义优势，组建了以其为主导的反恐联盟，加强了其在联盟中的中心地位。
反恐联盟是9、11后国际上形成的政治、安全、外交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组，一定意义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 ，美国利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场合作舆论宣传，争取了绝大多数国家同情和支持，调整了同中、美、俄等国的关系，加强了同联合国的合作。外交上以反恐划线，争取大多数。
反恐联盟的建立的确强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使美国朝领导世界的目标大大迈进一步，提前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者作用。通过反恐联盟，激活了同盟国的关系，使盟国承担更多义务，维护自身利益，扩大了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其次，调整了同中、俄等国的关系，争取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客观上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战略运筹与布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形势。此外美国还将反恐联盟作为新世纪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内容和具体步骤之一，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反恐游戏规则，以确定和保持美国今后在反恐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其次，通过反恐战争，美国在地缘战略上顺利完成了北约东扩，借反恐将它的势力开进中亚 ，在欧亚大陆中部确立了美国的优势地位，不仅实现了欧亚大陆两翼对接，而且顺势完成了对中、俄围堵之势。
无论从地缘战略角度或是从战略资源控制角度讲，中亚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心脏地带说”，把中亚视为世界的“心脏地区”，认为“统治心脏地区者控制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控制世界”。该学说曾是美国制定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但美国在冷战时期始终未能实现进入中亚的梦想。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反恐战争，把打击塔利班和本、拉登基地组织为突破口，大规模进入南亚和中亚地区，从而基本上确立了美国在阿富汗的主导地位。首先，美国把南亚和中亚地区军事基地联成一片。在南亚地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使阿富汗完全落入美国控制之中。美国在当地驻军以近6000人，并占领了巴格拉姆、坎大哈机场等重要基地和设施，并分别在印、巴有驻军。美军在中亚的乌、吉和塔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其次，美国同地区重要国家军事合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在南亚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印军事合作急剧升温。9、11后，美、印军事交流与合作步伐加快，在加强与印关系同时，也恢复了同巴防务合作关系。美国利用反恐迅速加强和扩大了在南亚、中亚地区影响，掌控了欧亚大陆战略重心，这无疑有助于美国塑造有利于其推行全球霸权战略。
同时中亚地区战略资源也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谁控制了中亚，谁就对就对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有发言权，“谁掌握了中亚的油气资源，谁就有可能主宰21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甚至把持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命脉。”（1）里海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探明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50%，成为继西伯利亚和波斯湾之后世界第三大储藏区。，里海地广人稀，本地需求有限，这些石油资源及潜在的出口能力，使该地区成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工业国新的战略利益地区。里海石油的发现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至关重要。关于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美国的精英阶层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未的精英阶层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未现世界范围的重大变革。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将继续有赖于波斯湾地区不间断的石油供应，所有重要油气资源储藏地区都将保持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2）在中东局势长期动荡及海湾石油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控制里海石油，便可为美国提供新的能源供应基地，因此，控制里海石油出口，对维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加强了对潜在的敌对国的制约。虽然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在短期内将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从长期观点看，美国认为对其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主要还是地区大国的潜在威胁，即中、俄两国。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减轻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加强了对中亚的控制；通过北约东扩，实现了与俄罗斯的零距离接触，压缩了其势力范围，杜绝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以控制和引导为主，打压和遏制为辅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寻求把俄罗斯同西方拴在一起的政策，并同俄建立积极的政治军事关系，继续向俄提供援助，削减其核武器，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两手战略，美国一方面加强同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失时机的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如果中国选择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采取合作态度，并成为美国眼中的“责任的国家”，就同中国发展伙伴关系。如果中国成为“谋求地区主导权的敌对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会转变为全方位的遏制。（3）其实布什政府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加紧构筑“亚太小北约”，已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一旦需要，美国就可以很快将这种‘潜伏性战略包围圈’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封锁和全面的军事遏制。”(4)再次，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向更有利于美、以方向演进。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以“反恐”和捍卫人权为借口，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倒萨”战争，以推翻它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政府，扫除其推行单边主义的障碍。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将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将更加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首先,一个由美国扶持的“阿拉伯民主化”石油大国的崛起，经济上将成为美控制和左右欧佩克和国际石油价格的重要工具，政治上将与以色列、土耳其构成“中东民主大三角”，成为美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支柱”，给中东政教合一及美国认定的“独裁专制”政权形成辐射威胁。沙特、埃及等地区大国则因地位和影响的下降不得不屈从于美“民主”改造的压力。另外，土耳其作为美在中东唯一实行世俗化的伊斯兰盟友也可能逐渐失去“伊斯兰宠儿”地位。而所谓“无赖国家”处境将更趋险恶。伊朗陷入美势力的四面包围，更加孤立无援，只有“变革图存”。其次，阿拉伯整体力量进一步弱化，进入阿以对抗半个多世纪以来最软弱无力的时期。阿拉伯世界在经历了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以及海湾战争后的两次大分化，联合抗以能力大大削弱。此次，美“倒萨”成功，沉重打击了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相反，以色列处境却更趋好转。美武力“倒萨”为以色列除掉一个劲敌，并对乃不承认以生存权的伊朗构成强大的威慑。在力量对比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的形势下，巴、以谈判受挫。由于阿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双方均不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但也很难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再次，美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将进一步强化。萨达姆之后，美主导下的中东更迅速的向美霸权下的中东演进，将逐渐形成美控制下的大国竞争与合作局面。由于惧美心里作祟，某些中东国家将表现更加崇美，主动或违心的配合美国在中东的各项政策，从而助长美在中东地区的霸气。而俄、法将更难与美“平起平坐”。萨达姆倒台后，俄、法没有太多牌打，外交回旋余地缩小，对美国的影响和制约能力大大削弱。
第四，美国对联合国地位的压制。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又被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应在反恐中发挥主导作用。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从去年反恐斗争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中、俄、法等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反复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和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并认为组成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但是美对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呼吁不予置理，而坚持这个国际组织只能由它来领导，联合国只能起着支持和帮助美国的作用，而不是主导和领导作用。
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今年的“倒萨”战争，美国均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这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声称：这是美国的“自卫权力，无需联合国授权。”“联合国需要美国，打美国需要操纵它”。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描绘美与联合国关系时一句生动而确切的名言。
但是，现在美国越来越感觉到联合国已经在也不是我在他手中的“橡皮图章”了，想借助联合国这一国际多边组织来推行它的战略、维护它的利益，实现它的霸权已成为黄粱一梦，联合国已成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绊脚石”。“它开始转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并作了从此分明的三种准备：概言之就是，以美国为主、联合盟国、争取中俄。如果事态能够在后两种层面上实现，或者能在盟国层面上得到支持，中俄不加阻挠的情况下，联合国仍可利用；如果第三层面发生障碍，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就抛开联合国而靠盟国发挥作用；如果第二个层面有问题，那就等待，必要时，也不排除单干的可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成熟特点。”（5）美英对伊动武实际上篡夺了国际社会授予联合国的神圣权力，有意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格局一旦得到国际社会的许可和默认，那么未来的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宁，而只能是“强权控制下的和平与安全”或者说是“美国制下的和平”。
好梦难圆：负面影响凸现
从9、11事件发生后至今，“反恐主义”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效果，表面上看，美国胜利了。其实不然，从长远看它也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将使其效果大打折扣，不见得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首先，反恐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美国为适应新的形势，其外交策略手段确有改变，不再一味追求单边主义，而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交替运用，相互配合。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十分霸道。先后退出《反导条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肆意扩大反恐范围。
在反导问题上实现软着陆。《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ABM条约）。ABM条约禁止部署旨在保卫一国全境的战略反导系统（这即后来所说的NMD）：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天基或路基移动式战略反导系统。只允许美苏两国在各自首都，以及洲际导弹发射井半径150公里范围内，部署两个保护有限区域的战略反导基地。1974年7月，美苏签署ABM条约议定书，将条约允许的两个战略反导基地减为一个。美国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明显违反《反导条约》规定的，不退出《反导条约》，美国这些计划无法进行。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决意发展NMD。在布什政府某些实权人物看来，美国完全可以使用武力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必顾及现有的条约和盟友的反对”。（6）
9、11事件的发生和反恐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布什利用这一事件后人们遭受袭击的担忧大肆宣扬弹道导弹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顾中、俄等国的反对，终于退出《反导条约》。《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一旦退出，将为国际裁军和军控带来变数，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导致军备竞赛升级，损害亚太和平、安全与稳定。美国要建立的NMD实质是谋求建立一种攻防兼备的绝对军事优势，获得绝对安全。这种“绝对安全”的思想实质是美国冷战后军事、经济、科技优势极度膨胀的结果。它要求美国对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建立起绝对的优势，是自己处于绝对的安全环境之中。美国这种“绝对安全”，对其他国家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在美国没有实现“绝对安全”之前，它在对外干涉和使用武力时还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而有所顾忌，一旦它实现“绝对安全”，在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时将变得毫无顾忌。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非盟国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中、俄等国的反对和抵制，也引起了美国的西方盟友的不安和反感，美国同盟国之间分歧增大，这不见得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的维持。
“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 今年六月一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称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应有生化武器或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或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政府这一战略，已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挑战。如联合国的自卫原则和协调原则。其次，在判定某个国家因为支持了恐怖活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就该遭受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标准上，美国将可以更加自说其划，这种战略一旦实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再次，可能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打着自卫的旗号仿效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印度如果以巴基斯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先发制人”无疑给南亚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
肆意扩大反恐范围 反恐扩大化既可趁机打击被美视为眼中钉的国家，清算旧账，又可借机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挤压俄国的战略空间。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拉克定为“邪恶轴心”，借机扩大反恐战场，将伊拉克列入下一个打击目标。自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直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但美国政府已换多届，萨达姆仍在执政。美国如鲠在喉、苦无良策。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推翻萨达姆政权提高到反恐高度，使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于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军事打击，“倒萨”战争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
首先，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深刻的危机。战前，西方集团在战与和问题上发生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得到澳、日、西、意、葡和东欧集团的支持。法、德挑头主和派，一边站着奥、比、芬等国，便得到希腊、韩国、加拿大的同情。两大派主力主要集中在欧美，他们之间的争执已经演化成欧洲内部、北约内部的矛盾斗争，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从未有过的深刻危机。法德的反战立场而且还得到俄的公开支持和中国的有力呼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形成3+1的“反战联盟”，对美形成有力的制约。战后，欧美之间的裂痕加大，不同地区的利益和全球利益，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和全球治理将使大西洋联盟关系渐行渐远。同时法德等国开始从欧洲的“分裂”中吸取教训，提高了对美国控制欧洲图谋的警惕，注重内部协调，加快对东欧各国的融合进程，加强防务建设，使欧洲成为未来的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一极。
其次，美国扩大打击面激化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反美情绪不断上升。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某些方面看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曾谈到“断层线战争”，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力量处于劣势”（7）。“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利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8）“美国打伊是要搞掉伊斯兰文明一个‘准核心国家’。如果再把冲突扩大到改造沙特、伊朗等国，则可以把冲突理解为代表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企图改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准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现实表现，更是西方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步骤。”（9）
美国的这种不顾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是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的，它是一柄双刃剑，它即可以通过武力打造霸权，又可能自毁其身。美国的学者约瑟夫.奈在其新著《美国强权的悖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单枪匹马的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单枪匹马、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存在着损害我们软国力和促使反美联盟形成的危险，最终我们的硬国力也将受到限制。”
其次，区域强权的战略走向并非与美国的反恐目标一致。“9、11”事件之后，虽然各国都团结在美国的“反恐”旗帜下，但各方利益不一，各有所图。俄、欧、日、印等国，都支持反恐但更主要的是借反恐之旗做自己的文章。俄罗斯有车臣问题，可以使打击车臣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合法化，稳定自己局势；印度要将打击克什米尔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打孔”相提并论，并称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欧洲有扩大政治合作的意图，以协助美国为由趁机加快独立防务建设，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欧盟，使之能够对一个多级世界起推动作用”。其中德国派兵打击塔利班政权，实现战后国防军首次派出海外，表明它“已放弃在欧盟的舒适地位”，并表现出“新的世界政治野心”，试图充当“全球玩家”；日本要“借船出海”，借反恐提高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先后通过三个法案，即《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日本意图与德国不谋而合；中国参与反恐，一是想调整中美关系，减轻自己的战略压力，二是铲除“东突”分裂势力，谋求安定的环境，加快自己的发展。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各有所图，尽力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各自的力量，它在客观上推进了多极化进程，不能不说对美国的霸权是个有力的制约。
再次，反恐造成传统地区热点问题的激化，不见得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运筹。在反恐进程中，有的国家利用国际反恐之机，采取强硬立场，使一些地区热点不降升温，为地区冲突等老问题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这在中东和南亚表现得尤为突出。“9、11”事件之后，以色列总理沙龙企图搭美国反恐便车，打击巴勒斯坦的极端势力。2001年12月初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北部海法等城市相继发上爆炸事件后，以色列出动军队入侵了所有巴勒斯坦控制的城市，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团体”而拒绝与其和谈，阿拉法特被“软禁”，失去行动自由。哈马斯等一些巴激进组织重新宣布向以色列“全面”开战。美国则继续采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频频指责阿拉法特在打击激进恐怖活动方面措施不力。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这不见得符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第四，对美国霸权的道义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反恐与国际法的关系。反对恐怖主义应按照国际法进行，而不是肆意妄为。但是“伊战的爆发使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遭受严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主权平等原则的破坏：一个国家有权给另一个国家“贴标签”，还可以动用武力推翻别国政权，并按自己的意愿塑造另一个国家，将霸权置于别国主权之上。其次是对禁止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原则的破坏：以往的国际法实践也没有绝对禁止使武力，但都被严格限制在诸如民族解放运动、国家遭受外来入侵时行使自卫权以及对侵略行为实施武力制裁等行为，但是这些例外条件都规定的非常明确，而这次美国强调的所谓自卫权，是将使用武力的范围一般化和扩大化了。最后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破坏，人道主义干涉原则使得干涉别国内政理由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导人是否犯有反人类的罪行都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战争还对以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威胁，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刑法体系形成冲击，目前的国际法院是在联合国名义上有各国联合组成的。但是伊拉克战争后的司法审判可能有美国一手包办，有它来确定战犯名单。国际刑法的客体过去主要是跨国性刑事犯罪核战争犯罪，现在重点则转向了国家领导人，这可能会导致刑法的滥用。”（10）
其次，是对联合国权威的藐视。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擅自发动的对伊战争实际上篡夺了国际社会授予联合国的神圣权力，是对安理会权威的沉重打击。美国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使美国政府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一次有力的打击。
再次，反恐与平民伤亡。战争是否符合道义还应看战争是否体现基本的伦理标准。在国际反恐斗争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美国所一直寄予希望的借助于高技术装备的现代先进武器可以实现所谓的“无接触战争”、“零伤亡战争”已经陷入困境。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对于这样的悲惨结局，战争的发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9、11事件的发生，加快了美国以武力打造霸权的步伐，但这一政策是行不通的。尽管美国凭借超强武力，通过反恐建立单机世界的图谋在一定时候和某些方面可能又所得，但到头来终归一枕黄粱。有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时代毕竟已成为历史。从长远看，无论经历多少艰难曲折，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以之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终将成为时代主流。
[注释]（1）成宁、张炎《里海油气管道控制权争夺现状》《国际信息资料》2002年第4期(2)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 .New world coming：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5.(3)郝雨凡、张燕冬：《限制性接触》[M]，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42页(4)李刚：《透析布什主义——兼评布什执政一年来外交与安全政策》，载《国际论坛》，2002年5月第四卷，第三期。（5）王逸舟：《单机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6）[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版，第389-390页（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9）傅梦孜：《布什“到萨”意图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
（10）《国际展望》，2003年5月，第467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