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三）

三、新批评在中国

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界来说，新批评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北京大学西方语文学系的助教袁可嘉，写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评论文字，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和《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上发表（八十年代末由三联书店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袁可嘉在这些文章中鼓吹"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现代诗歌"（17），提倡艾略特、瑞恰慈和"美国新形式主义"（即"新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袁可嘉关于新诗问题的意见，是从对于当时中国诗坛的观察出发的。他所批评的新诗的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的批评大多采取社会批评模式，而且往往是判断式的批评，有时失之武断，过分强调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和想当然的作品的社会影响，而顾不上文学本身的价值和传统。袁可嘉认为，当文学主潮在逐渐脱离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向社会学靠拢的时候，应当注意绵延而成独立传统的文学本身。他坚持说趣味的优劣确实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永恒的品质确实存在，因此他反对"批评相对论"。袁可嘉同样认为印象派和浪漫派的批评也是不可取的，他提出了戏剧主义的批评模式和剥笋的分析方法。他强调和分析了文学批评中的"讽刺感"（irony）和"机智"（wit）这些概念（18）。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袁可嘉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当代传人。遗憾的是，四十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成为政治力量用以进行相互斗争的方便的利器，袁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往往被误解，以为他是在反对诗的政治性；加之他论文的流传面也不够广，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后来被命名为"九叶派"的诗人们在当时的创作，与袁可嘉（也是"九叶"之一）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支持，彼此促进。"九叶派"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人的诗作，在尘封了几十年之后，重新为人们所发掘，这些诗人诗作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文学研究界所重视。在"现代汉语写作与现代经验相结合"这方面，"九叶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的相互关系来说，新批评在中国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后人提供了化用西学以建构本土文学的丰富启示。解放以后，一直到"新时期"之前，中国大陆文艺界对英美"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采取排斥、批判的立场，理论的探讨几乎停滞，更谈不上直接运用西方学理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了。新批评当然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如新批评理论资源之一的T.S.艾略特就被批判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与西方话语有了接触，新批评才重新被发掘和认识。这次的发掘和认识，较之四十年代袁可嘉对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引进，应该说在规模上要大得多，系统得多，影响广泛地多。但前后两次对新批评的态度立场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引进，是由几个层面的工作共同承担的。首先是对新批评经典论著的翻译。如《文学理论》、《英国现代诗选》（选入新批评名著《理解诗歌》中两篇艾略特诗歌如《荒原》等的评注）、《小说鉴赏》、《"新批评"文集》、《新批评》、艾略特诗学文集》、《文学批评原理》、《朦胧的七种类型》等。《唐诗的魅力》是海外华人学者运用新批评的方法论解读、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姑且也把它算在新批评在中国的代表作之列。再者就是国内学者写作的新批评研究专著。如赵毅衡著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是一部对新批评做全面研究的的著作，可能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研究专著。还有就是以著作和译本的前言、后记、编者按、介绍西方文论的专著的有关章节、学术期刊论文等形式出现的小篇幅论文和介绍性的文字。这些文章比较分散，而且数量也不多。就学术期刊而言，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艺类"），从1977年到1997年间，全国只有大约三十多种学术文艺期刊共三十多篇评介"新批评"的论文，其中还包含介绍法国"新批评"的文章。翻译新批评论著的工作其实是很不够的，很多重要的代表作如《理解诗歌》、《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等，国内至今没有中译本。这使众多文学研究者难得一窥新批评的全貌，大部分人认识新批评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遑论掌握其理论方法的精髓，用之于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在评介方面，由于评介文章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主观性，难免以偏概全。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象《"新批评"文集》这样由权威学术机构和出版单位组织出版的著作，其编者按在评介方面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样的确令人尊敬的专著，在持论方面似乎也有欠公道。我认为有关的著作、文章沿袭了国外新派理论对新批评的错误的批驳意见，同时造成了国内学者对新批评模糊、片面的印象。对其较大者，笔者已在前文做了辨析。

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译介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此时的新批评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影响式微了。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心头，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我想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追求学术话语的"通约性"不正是国内不少学者孜孜以求的吗？新批评作为老古董倒是满适宜的。

此外，在中国各大学的文学讲坛上，在文学批评的圈子里，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考据训诂的实证式批评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代传人；与新批评相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性纲领；再者，"唯心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大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背上了恶名，新批评在接受的过程中被冠以上述的头衔，这给它的理论传播和批评实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对文学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种对文学的一厢情愿导致了相当多负面效应。我想，这也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简单说来，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态，常常使他们对文学产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幻觉，这种幻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常常促使他们将文学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工具来使用，文学本身的特性、规律于是往往得不到尊重。回顾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人们不难发现这样明显的事实，即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所谓"新启蒙主义"，诗人、小说家大多在努力扮演，承担知识精英对大众启蒙的角色；而批评家则集中关注、发掘作品中的历史、文化、道德、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内涵，"文学性"不是人们兴趣的焦点。批评市场上需求与供应的双重缺失，导致了新批评迅速的退隐。